自2014年年初以来，银行信贷出现“价高者得”现象，贷款利率上浮明显，中小企业、传统的过剩产能行业、首套房购置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多个领域均传出融资难问题。“预计贷款利率继续延续今年以来的上升态势。”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杨驰说。他甚至担心少数资金周转紧张、销售不畅的企业有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郑昕表示，2014年4月小型企业PMI是48.8%，连续25个月在临界线以下。融资难、融资贵仍然制约小微企业发展。

事实也是如此。武汉市白沙洲农副产品协会会长彭海华向经济观察报表示，其会员单位的贷款利率大致在8.1%左右，但企业可承受的利率不能超过9%。

尽管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高，但与民间借贷利率相比，银行贷款仍是成本较为低廉的融资方式。

5月29日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》报告显示，全国民间借贷利率23.5%。

该报告称，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7500亿元，平均利率36.2%。全国范围看，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借贷利率分别为23.5%和7%。农村地区无论是民间借贷利率还是银行利率都会比城镇更高，分别为25.7%和7.3%。

民生证券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分析，从金融机构融资需求看，期限错配缓解后，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需求已经大幅减弱。从供给端看，企业层面的流动性供需不匹配，导致了钱荒由银行间市场蔓延到了实体经济部门。

去年“钱荒”那一幕已成为过去时。2013年6月20日，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飙高至13.44%，其肇因在于期限错配。去年6月外汇占款之所以产生巨大冲击，因为年初外汇占款充裕时，金融机构资产大量期限错配至长端。

而囿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“换挡期”、金融市场化改革等客观现实，实体经济的结构性“钱荒”却是现在进行时。

流动性“梗阻”

其实，实体经济饥渴的一个显性原因是银行风险偏好变弱，从而惜贷。金融机构宁愿将资金放在银行间市场获取无风险收益。“银行间的宽松不能传导到实体经济，银行对房地产价格等实体经济中的风险担忧而惜贷是重要原因。”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说，“这的确是个难题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了问题。”

而惜贷的隐性因素之一是监管政策趋严。杨驰举例，127号文（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》）是近年来监管机构关于同业业务整改力度最大、针对性最强的文件。

杨驰预计下一阶段，同业业务高速增长的态势将得到遏制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被迫逐步回流表内，加剧资金面供求失衡的态势，信贷资源稀缺性进一步体现。

而鉴于同业业务中的非标项目以房地产企业为主，房地产有可能成为同业业务整顿中受影响最大的行业，其融资困境可能导致的风险需引起高度关注。

一位官方研究机构人士坦言，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减速。奇怪的现象是，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成了嗷嗷待哺的孩子。

据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分析，过去十年间，中国每隔几年就会经历一次房地产周期。但与前几轮不同，此次房地产下滑的触发因素并非调控政策收紧。事实上，住房内在供求格局已发生变化——当前住房建设量已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和住房改善带来的需求，而由于房价低迷、反腐以及理财产品和海外资产等其他投资渠道的兴起，支撑投资性需求的诸多因素也正在消退。

如此背景之下，感知风险上升的银行也对房地产商收紧了信贷支持。“银行间流动性宽松对应了实体经济流动性的紧张，尤其是传兴业银行暂停对房地产夹层融资业务后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明显减弱。”管清友认为。

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看来，流动性都流往理财产品，此前变相流往房地产及其他国家政策限制的产能过剩行业，是资金的利益导向，和目前“刚兑”政策下的无风险收益居高不下有关。

一个与流动性危机相关的话题是，“银行负债和资产行为的变化，改变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，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的问题，如数量型政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、数量型政策可能加大利率波动、数量政策框架可能干扰对货币政策态势的判断等，”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，“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是大势所趋。”

这也许是目前左右央行货币政策的困扰因素之一。即使目前市场“降准”的呼声此起彼伏，决策层也只是定向降准发力。

央行数据显示，2014年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.55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少2091亿元。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6546亿元。而3月执行上浮利率贷款占比70.25%，比上年12月上升6.84百分点。

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樊志刚说，央行数据一再显示资金紧张，再加上不良贷款余额上升，计提拨备和其他准备增加，必然导致资金紧张，价格上涨。小微贷款利率当然会进一步上浮。企业高负债下经营困难放大了资金需求也是原因。

一场“慢性病”

然而，当下实体经济的“钱荒”就像得了一场慢性病。

“这不能怪银行惜贷。”曾刚说，“经济没有企稳，这涉及供应链融资风险在暴露，企业风险大，银行客观不贷也是可以理解。”

曾刚不认为是哪个市场主体有问题，而是目前经济转轨、结构调整的特定时点，监管要求银行规避风险，存在结构性失衡，银行仍然愿意贷款给好企业；但小微企业生态环境尚未改善，风险依然不可控。

可能的解决方案诸如，改善企业生存环境，意味着减税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，如果企业风险降下来，银行仍愿意支持；另外是有不同的融资渠道，银行融资不能支持风险相对高的行业，此类融资则由风险偏好高的资金供给方提供。

不过，“这可是一项长期工程，调整并不能立竿见影。”曾刚说。

华夏银行济南分行中小企业信贷部负责人李洁说，小微企业贷款成本高不是银行一家能解决的问题。诸如，政府对银行小企业贷款投放的税收政策，监管部门的政策支持，特别是核销与不良容忍度。银行的创新产品等有效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及银行管理成本，比如多家银行推出小企业网络贷等。

民生银行公司部王巍成直言，实体经济弱，银行风险容忍度低。小微企业虽然量大，但是太零散，平均单个客户银行经营成本高，风险不好把控。

林采宜亦认为，流动性宽松没有惠及实体经济，跟目前的税收政策、金融业垄断、利率管制等制度因素有关，实体的资本回报率远远低于金融和房地产，才会产生这种现象。

而现在的新情况是，某些房地产商正成为银行与投资者抛弃的对象。

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近日将中国房地产业展望从“稳定”调整为“负面”，如此判断将影响中国房地产企业境外融资的成本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5月内地房企合计融资额度45.9亿美元，较此前几年明显下降。大部分企业发行美元优先票据的融资成本上升至7%以上。

其实，早在2013年7月，国家就下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67号）；为何见效慢，甚至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愈演愈烈？表面看，哪个经济主体的选择都没有错，错就错在特殊时点。

不管怎样，银行间的宽松不能传导至实体经济，昭示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或途径出了问题，在从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、居民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”的环节“卡壳”了。

央行行长周小川说，我们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和转轨是否有成效、转轨进入哪个阶段有关系。因此，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央行的重要目标。暗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传递不到实体经济，货币政策工具亦解决不了“融资贵”的问题；需要在预算硬约束上下功夫，如严格地方债治理、深化国企改革等。

而不容忽视的国际因素是，美国QE退出将改变资金的流量与流向，不同经济体利率、通胀、经济小周期将使大类资产配置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新周期。

内外因素叠加，治愈实体经济的“钱荒”病似乎是一场持久战。